“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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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江苏常州人，17岁顺利考入享有“东方哈佛”之称的上海圣约翰大学，主修经济学。第一天报到时，周有光领到一张卡片，上面的话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卡片上要求每位新生用“上海拼音”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上面，以此方便建立档案。这种方法叫字母管理法。
凭借字母管理法，圣约翰大学的总务部只需要几个人，就可以对全校师生进行高效的管理。这种便捷的方法，让周有光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字母可以用来帮助汉字。
圣约翰大学的教学语言是英语，26个英文字母看起来简简单单，但是却有无数种排列的可能，这使得周有光对语言的看法更为理性和科学，也为他日后研究语言做了很好的铺垫。
1946年，周有光由于工作出色，被派往美国工作。在美国工作期间，中国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也在此任教，周有光的妻子张允和常常去旁听他的课程。
赵元任的思想对周有光的影响很大。20世纪50年代，重新设计拼音方案时，汉语拼音方案就参考了赵元任倡导的罗马字母汉语拼音方案。
假期结束时，周有光得到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的消息。本该返回美国工作的周有光，做出一个改变自己人生轨迹的决定——调转方向，留在祖国！他说：“中国解放了，有希望了，大家都希望回来为国家做点事情，这是当时青年的一种思潮。”
与此同时，中国的文字改革也悄然拉开序幕。由于陕甘宁边区扫盲运动的不顺利，毛主席提出了制定民族形式的拼音。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苏培成回忆：“民族形式的拼音就像1913年的注音字母，说通俗了，就是笔画简单的古汉字。毛主席要求，这个方案设计出来，一定要简明好学。”
毛主席提出的用民族形式的拼音方式拼写汉字的研究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全国各地热爱语言学的群众纷纷来信，从1952年到1954年，共600余种拼音方案涌向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专家们根据各界提出的字母形式，拟定出6种拼音方案。但是，一个又一个方案被放弃，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陷入了困局。
1955年秋，正在上海复旦大学研究所、上海财经学院任教的周有光应邀出席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会议一结束，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吴玉章和副主任胡愈之就找到了周有光，他们开门见山地说：“你就留在北京吧！”
吴玉章和胡愈之的邀请看似突然，实则早有基础。1952年，周有光出版了《中国拼音文字研究》，这本书引起了周总理的兴趣，也得到了语言文字专家们的关注。
一方面是自己热衷的语言文字研究，另一方面是繁重的本职工作，这个邀请，让周有光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周有光回忆当时情形，说：“我来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会议结束我立即准备回去，我要上课的呀。中央告诉我你不要回去了，我说不行，我上课要交代的，他们说周总理已经给上海打了电话，叫他们给你办交代，你就不要回去了。这样子我就到了文改会了。”
工作的调动，成为周有光人生的分水岭。从此，中国少了一位经济学家，多了一位语言学家。周有光对汉语言文字的研究成果，让专家们格外重视。而周有光游历欧美，对西方语言文字的研究，更是中国的汉语拼音方案制定工作不可多得的财富。
当时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研究不尽人意，包括周有光在内的一些专家提出不妨采用拉丁字母编制汉语拼音方案。
周有光曾出版过一本书，名为《字母的故事》。这本书引起了毛主席的关注，也让他看到了周有光的才华和拼音方案的曙光。经过反复商议，1956年年初，中共中央决定改用拉丁字母作为拼音方案。
1958年2月11日，全国人大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的决议。《汉语拼音方案》采用世界上最通用的拉丁字母，笔画简单，构形清楚，利于连写，阅读和书写都非常方便，使用26个字母的组合并标注声调，就能够对汉语语音做准确的注音。
《汉语拼音方案》公布以后，一个没有学习过的人通过15到20个小时的学习，就能够熟练掌握汉语拼音，100小时就能认识1500个文字。中国的汉语拼音方案在实践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后，又经过多年的国际推广和不断改进，逐渐成为国际通用的汉语拼音规范。在2015年国际标准化组织的会议上，《汉语拼音方案》获得了全票通过。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26个汉语拼音字母，成为帮助人们认识汉字的重要工具。在学校，汉语拼音成为我国小学生学习汉语的必修课。
今天，汉语拼音已经成为中国和世界沟通的桥梁，它早已融入我们的生活，和我们一路同行。